毛澤東關于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
  • 發布時間: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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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戰線被毛澤東譽爲戰勝敵人的基本武器、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

抗戰時期,毛澤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與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思想恰如鳥之兩翼,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思想是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站在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局的高度,在馬克思主義統戰理論的指導下,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後,形成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的國際統戰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統戰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 ,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策略原则灵活运用到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和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

毛澤東關于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主要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回顾和研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原则,对于今天仍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既要廣泛聯合,又要區別對待

統一戰線的基本要義是團結大多數。把盡可能多的愛好和平的國家、民族團結起來共同反對法西斯的侵略,是毛澤東建立、維護、擴大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根本出發點。

在毛澤東看來,這條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建立起來,就是由于存在一個可以把被侵略的各個國家、民族團結起來的共同利益,而這個共同利益就是反對法西斯主義,在遠東則突出體現爲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

因此,基于共同利益的考量,只要是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不論其意識形態如何,階級與黨派如何,是否已經獨立,是否曾經綏靖過日本,都可以成爲被統戰的對象。

這樣就最大程度地團結了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法西斯主義。

抗戰時期,基于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共同利益,毛澤東在多種場合表達了其致力于建立和擴大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態度和決心。

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毛澤東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明確指出了國際統戰對象不局限于蘇聯,而且包括其他反戰的帝國主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強調“凡是願意參加這個共同戰線的,都將作爲友好國家受到我們的歡迎”,“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因此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衆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蘇德戰爭爆發後,爲打消部分黨內同志對國際統戰對象、範圍變動帶來的困惑,毛澤東爲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指出:“目前共産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爲著反對法西斯而鬥爭,爲著保衛蘇聯、保衛中國、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鬥爭。”

他提出了更爲簡單、明確的統戰標准:“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或是否資産階級,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義的。凡屬援助德意日、反對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壞的,有害的,非正義的。”

可以看到,毛澤東用“兩個凡屬”的表述極大地解放了全黨同志的思想,擺脫了以意識形態劃線的束縛,擴大了國際統戰對象的範圍。以是否反對德意日法西斯、援助中蘇作爲判斷統戰對象的主要標准,凸顯了毛澤東在統戰實踐中廣泛聯合、最大限度地爭取反法西斯國際同盟者的目標。

而之後中國共産黨所實施的國際統戰政策也確實踐行了這一標准,如組織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民族在內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及聯合日本反戰人士的統一戰線;邀請、接待中外記者團及美軍觀察組來延安;積極配合赫爾利調處國共關系等。

在總的方針上,廣泛聯合一切可以聯合起來的國家與民族是毛澤東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基本出發點。

但是,對不同統戰對象不加區別地籠而統之則會對統戰效果産生消極影響。毛澤東有關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具體政策及其調整就是建立在對國際統戰對象進行區別的基礎上進行的。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對區別原則作了詳細闡述。

他指出,盡管中國的抗戰得到了國際和平陣線國家的一致援助,但必須看到國際和平陣線內各國的不同情況,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區別,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之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之人民的區別,不可忘記現時與將來的區別。

這裏毛澤東分三個方面來闡述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中的區別原則。

第一,社會制度的區別。盡管意識形態不能決定一個國家能否成爲國際統戰對象,但卻深刻影響其在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中的地位。

第二,政府與人民的區別。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適時地將階級分析法運用到國際層面,對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與人民、日本法西斯政府與人民進行了區分。

這種區分有助于針對不同的統戰對象施以不同的統戰政策,進一步明確敵我,精准孤立、打擊法西斯主義。

第三,時期的區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英美均在不同程度上對日執行了綏靖政策,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才實現了態度的徹底轉變。

由此可見,統戰政策不能僵化不變,而是應該根據事物的變化發展及時作出調整。

既要廣泛聯合,又要區別對待,是毛澤東關于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一條重要思想。

堅持廣泛聯合,最大程度地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法西斯主義,有助于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建立與擴大。

但是,不同的統戰對象在戰爭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同並不斷變化著的,堅持區別對待有助于針對各國際統戰對象的不同情況施以不同的統戰政策,從而更好地鞏固和擴大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

二、以必要的鬥爭,求必需的團結

以必要的鬥爭,求必需的團結,是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制定的關于正確處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關系的重要原則,同時也是處理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內部關系的重要思想。

在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中,團結與鬥爭在任何時候都是同時並存、相輔相成的關系。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此外,何時團結、何時鬥爭,團結到幾許、鬥爭到何種程度,這些都必須嚴格掌控火候與分寸。

因此,在執行團結與鬥爭相結合的策略時,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從而將鬥爭限制在以鞏固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爲目的的程度之內。

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這段話雖是針對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與國民黨的鬥爭講的,但也適用于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爲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毛澤東對英美的綏靖政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早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就對美英兩國遠東政策作出評價,批評“一些目光短淺的美國政治家以爲中國的滅亡與他們無關”的看法,指出這是“一種對于實際情況的錯誤認識”。

同時,毛澤東也指出,“英國政治家中有一派過去采取了錯誤的政策”,並提醒:“英國如繼續動搖並像過去那樣采取觀望政策,如繼續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將對英國毫無好處。”

在全面抗戰爆發後,從揭露“東方慕尼黑陰謀”到批評“遠東慕尼黑新陰謀”,再到關注、批判美日談判,毛澤東多次對英美遠東政策提出批評,堅持開展鬥爭。

需要明確的是,毛澤東堅持鬥爭並非不要或者放棄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而是希望通過以鬥爭的方式來敦促英美放棄綏靖政策,從而達到建立、鞏固和擴大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目的。

此外,抗戰時期美蘇在發展同中國共産黨的關系時,所執行的外交政策也有明顯的兩面性。

首先,就美國而言,出于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共同利益計,其在抗戰時期實行了支蔣容共的政策,不僅一定程度上出面制止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而且直接介入國共談判。

不過,由于雙方意識形態存在差異,美國的容共政策具有明顯的策略性和易變性,故在抗戰後期迅速發生了由支蔣容共到扶蔣反共的轉變。

與此同時,由于同中共存在相同的意識形態及共同的階級利益,蘇聯在抗戰時期通過共産國際在策略、經費等方面支持中國共産黨,加深了二者的深厚友誼。

但與此同時,蘇聯方面提出的一些不太合乎實際的意見及在一些問題上重蔣輕共的傾向,爲二者的關系蒙上了一些陰影。

從上述情況出發,毛澤東在對美蘇兩國開展的統戰實踐中也突出地體現了團結與鬥爭相結合的原則,堅持以必要的鬥爭,求必需的團結。

首先,從皖南事變到開羅會議期間,美國在制止、調解國共沖突上的行動一度給毛澤東留下了比較積極的印象,由此毛澤東不僅主動邀請中外記者團及美軍觀察組來延安,而且在軍事、政治上與之展開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

然而,在美國對華政策轉向扶蔣反共之後,毛澤東也隨即進行了揭露和批評。

1945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閉幕詞中公開批評:“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動派的阻止中國人民勝利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不過,此時抗戰尚未結束,中美兩國仍是盟國,在抗日問題上仍有共同利益,故毛澤東繼續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下敦促美國政府重視中國共産黨提出的要求和關切,了解中國人民的呼聲,以期推動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

1945年7月,毛澤東在致徐冰、劉少文的電文中便指出,“只要美國政府的現行扶蔣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變,我們就將停止批評這個政策”。

其次,就蘇聯而言,在整個抗戰時期,中共始終與之有密切的電文往來,毛澤東十分重視來自蘇聯方面的意見。

在蘇德戰爭爆發後,毛澤東不僅在輿論上聲援蘇聯衛國戰爭,而且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向蘇聯提供了情報、軍事援助。

中共七大召開期間,與批評美國扶蔣反共政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在口頭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蘇聯,毫無問題是朋友,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

這均表明毛澤東十分重視同蘇聯的關系,並與之開展了密切的合作。不過,蘇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有時會忽視甚至不顧中國革命的利益。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戰役爆發。與此同時,國際間再次傳聞日本將配合德國進攻蘇聯。

盡管蘇聯方面無法確切判斷這些傳聞的真實性,但爲防萬一,斯大林致電毛澤東希望中共派兵到蒙古與外蒙古邊境地區接受蘇方提供的武器以配合蘇軍作戰。

收到蘇方電文後,毛澤東回複指出:“調一兩個師的兵力通過蒙古草原到達邊境去接受武器卻是不可想象的,因爲敵人有空軍,而我們沒有。這樣,我們的部隊在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會被敵機消滅掉。這個方案恐怕難以實現。”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戰役已實現轉折。盡管蘇德戰場形勢已不再危急,但爲了牽制日軍,斯大林再次來電,建議中共考慮部署若幹師團在長城內外一線。

在接到電報後,毛澤東隨即指示羅瑞卿、楊成武、呂正操、蕭華、李運昌、程子華等盡快將部隊部署在山海關、長城內外一線,一方面牽制日軍以配合蘇聯,另一方面適時向東北腹地發展,爲抗戰勝利後中共武裝迅速進入東北作好准備。

毛澤東在不影響雙方關系的前提下妥善解決了分歧,而且維護了自身的利益。

三、堅持原則性,講究靈活性

在國際統戰中堅持原則性,講究靈活性,主要指的是在涉及原則、立場等問題上態度鮮明、寸步不讓、不留妥協余地,而在具體的處理方法上又有策略上的變通。

如果不能堅持原則、輕易妥協,就不能維護自身核心利益,在國際統一戰線中喪失地位及話語權。

此外,在不涉及立場及原則的問題上,適度增加政策、策略的靈活性,及時根據各方反饋來調整相應的統戰策略,在不損害原則的前提下讓渡一些局部利益,來保證全局利益的實現。

對于講求靈活性的重要性,列甯在《論妥協》一文中就指出:“真正革命的政黨的職責不是宣布不可能絕對不妥協,而是要通過各種妥協(如果妥協不可避免)始終忠于自己的原則、自己的階級、自己的革命任務,忠于准備革命和教育人民群衆走向革命勝利的事業。”

毛澤東關于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堅持原則性,講究靈活性。這在他的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思想和實踐中有十分明顯而具體的反映。

首先,毛澤東在涉及國家利益、中國共産黨自身生存發展前途等問題上曆來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決不妥協。

比如,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毛澤東曾堅決反對英美對日綏靖政策,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便嚴厲批評了英國的綏靖政策,斷言“‘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就是張伯倫政策的必然結果”。

再如,蘇德戰爭爆發後,對于蘇聯和共産國際多次提出的牽制日軍並配合作戰的要求,毛澤東一面從大局出發,予以聽取采納,作了相關部署,另一面則對其中的不合理意見予以反對。

1941年9月,關于蘇聯希望中共在日蘇戰爭爆發時派兵到南滿一事,毛澤東在複電中指出,“我們認爲這個建議是好的,原則上我們是同意的。

但是這個措施的實行將取決于具體情況”,“我軍在爲保衛華中和華南的遊擊區全力抗戰”,“只有在粉碎這次進攻後才能調離部隊”。

再如,1944年12月,赫爾利背棄了在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會談時共同簽署的關于組成聯合政府等的五點建議,轉而以提供軍事援助爲誘餌遊說中國共産黨接受蔣介石提出的改編中共軍隊並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等三點反建議,毛澤東對此明確表示,“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曆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

通過以上事例即可看出,毛澤東在開展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活動中,凡涉及立場、原則問題均能明辨大是大非,堅決維護自身權益。

其次,在一些不損害中國國家利益、不影響中國共産黨生存發展的問題上,毛澤東又能實事求是地提出靈活的應對措施,以退爲進,實現自身意圖。

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共産國際要求各國共産黨調整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政策,轉而組織國際反帝統一戰線。

而當法國投降後,歐洲局勢發生巨變,毛澤東立即根據變化了的實際,靈活制定行動方針,強調“一切皆在變化中,不應該用頑固的形式主義的觀點,而應該用活潑的辯證法的觀點,去注意一切變化”。

這一策略調整爲蘇德戰爭爆發後中共及時重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再如,在與赫爾利共同擬定《延安協定草案》的過程中,毛澤東在成立聯合政府的問題上絕不退讓,而在其他方面則表現出了極大的靈活性,如在美援物資分配、“繼續承認蔣介石爲中國領袖”等問題上與美蔣方面達成一些共識。

之後,在了解到公布協定草案可能將赫爾利徹底推向蔣介石一邊後,出于戰爭局勢和國家利益的考慮,毛澤東同意暫不對外公布,並表示除聯合政府與民主原則外,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可見,在不涉及原則性的問題上,毛澤東選擇運用相對靈活的手段、辦法來給出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在非核心訴求方面作一些可接受的讓步,從而最終實現自身核心利益。

四、立足自力更生,努力爭取外援

1938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同世界學聯代表團的談話中給出了他對當時世界政治特點的判斷,即:“中國、日本、世界各種反法西斯的勢力是互相影響的,互相幫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個整體,這是現在世界政治的特點。”

可以看出,整體性是毛澤東對世界政治特點的基本認識,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並非是孤立無援的,而是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明確世界是一個整體,堅持世界和平不可分割正是毛澤東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立論基礎。

既然世界是一個整體,和平不可分割,那麽如何處理自身革命與世界革命、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系便成爲擺在中國共産黨面前的一道難題。

對此,毛澤東給出了回答:“以自力更生爲主,同時不放棄一切可能爭取的外援。”

首先,在抗戰期間,盡管毛澤東毫不避諱國際環境、外援的重要性,其自身也曾積極爭取外援,但其立腳點始終置于自力更生上。

取得抗戰勝利,起關鍵作用的只有中國自身,國際援助只起推動作用。離開中國自身的團結和抗爭來指望靠國際援助求得抗戰勝利是不可能的。

對于這層關系,1936年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便指出:“至于外援,我們非常需要,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沒有任何外援,我們也能對付得很好。”

這裏毛澤東對外援的作用進行了科學評價,既將其作爲一個抗戰致勝的重要因素,又不對其抱過高期待,更不受其制約。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就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系問題作了系統闡述。

他指出:“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聯成一體,中日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不能離開世界而孤立起來。新的抗戰形勢中可能暫時地減少一部分外國的援助,加重了中國自力更生的意義,中國無論何時也應以自力更生爲基本立腳點。”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內自上而下泛濫著依賴外援來獲得抗戰勝利的僥幸心理。比如,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們希望蘇聯對日出兵,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則又企圖依靠英美力量打敗日本。

1945年1月,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強調陝甘甯邊區及敵後各解放區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不能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

其次,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毛澤東將國際援助視爲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並且盡力爭取。對于爭取國際援助的重要性,毛澤東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後均有詳細表述。

1935年12月,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便指出,“國際援助對于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鬥爭都是必要的”。

全面抗戰爆發後,毛澤東對國際援助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認爲中國抗戰的勝利有賴于“中國的團結+世界的援助+日本國內的困難”。

國際援助作爲勝利公式中的一個變量,能否爭取到、爭取到多少都會影響到公式的結果。因此,在這一時期,通過多種舉措,積極爭取國際援助也是毛澤東國際統戰工作的一個著力點。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論新階段》的報告中,專分六點就爭取國際援助的辦法作了詳細論述:

第一,“堅決反對一部人所謂走德意路線的主張,因爲這實際上是一種准備對敵投降的步驟”;

第二,“力爭各民主國家與蘇聯對我物質援助之增加,同時盡力促成各國實行國聯制裁日本之決議”;

第三,“設立一定機關,系統的收集一切敵軍暴行,制成具體的文書、報告,宣揚國外,喚起全世界注意,共同懲罰日本法西斯”;

第四,“從各黨派各人民團體推出代表,組織國際宣傳團體,周遊列國,喚起各國人民與政府的對我同情,與我國政府的外交活動相配合”;

第五,“保護一切同情國家在中國的僑民及其和平通商、傳教等事業”;

第六,“注意保護華僑利益,並經過華僑的努力推進各國反日援華運動”。報告將爭取國際援助列爲全民族當前的緊急任務之一。

在整個抗戰時期,毛澤東始終將自力更生作爲中國抗戰勝利的基本立腳點,又十分重視爭取外援的作用。

在這一策略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在開展國際統戰工作中,一方面盡可能地爭取援助。

比如,毛澤東多次向共産國際及斯大林致電,希望其給予資金及物質的援助。

另一方面,在爭取援助的同時,毛澤東依舊堅持自力更生,對蘇、美提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進行了婉拒或抵制。

比如,毛澤東並未因斯大林答應給中共提供部分軍事裝備而冒險派軍隊遠征援蘇;又如,堅決拒絕赫爾利以軍事援助爲誘餌騙取中共放棄武裝、放棄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

五、堅持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無産階級只有首先將本國革命搞好,才有能力支援其他國家無産階級的革命事業。

同時,無産階級反對資産階級的鬥爭,從形式上看,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但從內容上來說,從來就是國際性的。

無産階級革命作爲一項國際性的事業,建立在各國無産階級援助的基礎上。

關于二者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指出:“無産階級反對資産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産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産階級。”

此外,列甯在《無産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一文中也強調:“真正的國際主義只有一種,就是進行忘我的工作來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鬥爭,支持(用宣傳、聲援和物質來支持)無一例外的所有國家的同樣的鬥爭、同樣的路線,而且只支持這種鬥爭、這種路線。”

由此可見,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矛盾。愛國主義是國際主義在民族範圍內的實施,一個國家無産階級開展的革命事業,既屬于愛國主義的事業,同時也可以稱得上是國際主義的事業。

抗戰時期,毛澤東在多個場合就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系問題展開過論述。

1937年3月,在回答史沫特萊提出的關于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意味著中共已放棄階級鬥爭而變成民族主義者的疑問時,毛澤東解釋說:“中國共産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爲了保衛祖國,願意抵抗日本到最後一滴血。十五年來共産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鬥爭,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沖突,因爲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

中國共産黨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非放棄全世界無産階級解放的國際主義理想。

恰恰相反,只有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才能實現民族獨立,這正是中國共産黨人實現國際主義理想的必要步驟。

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毛澤東對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系也有了更爲深刻的認識。

1937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英國記者貝特蘭時提出:“中國的抗戰不但爲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盡了它的偉大責任。”也就是說,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在抗日戰爭中實現了統一。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對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系作了進一步的分析。

他指出,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沖突,而是密切結合著的,“中國共産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因爲只有爲著保衛祖國而戰才能打敗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

在這裏,毛澤東將二者關系的分析寫入黨的政治報告,進一步回擊了黨內外一些人對中共放棄國際主義的臆想和指責。

此外,堅持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就必須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

狹隘的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爲盲目排外,大國沙文主義則表現爲把本國利益淩駕于他國人民利益之上。

1874年恩格斯便對這種錯誤傾向作出批評:“必須維護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容許産生任何愛國沙文主義,這種精神歡迎無産階級運動中任何民族的新進展。”

1939年,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明確反對將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割裂,特別強調要堅持正確的國際主義觀,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産階級聯合起來,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

六、兩條統一戰線,相互配合、相互促進

抗戰時期,毛澤東巧妙地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結合起來,特別是靈活運用國際統一戰線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突出體現了他科學而高超的統戰藝術。

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是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從形成之始就不是孤立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存在的,兩者是一種相互呼應、相互配合的關系。

毛澤東之所以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相結合,就是因爲他洞察到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間的聯動關系。

國際統一戰線越牢固,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聯系越緊密,作用到中國國內便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反之同盟國間合作不力,國際統一戰線松散,作用到國內就是國共關系的緊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受損。

早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中就指出,形勢的發展“在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的任務”。

全面抗戰爆發後,毛澤東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相結合從理念追求走向實踐探索。

國內、國際兩條統一戰線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的實踐突出地體現在毛澤東利用國際環境、國際力量來揭發、制止國民黨的反共舉措,尋找時機促成和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發生時,毛澤東積極運用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力量,迅速發動外宣攻勢,對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中的國家特別是美國開展了針對性的宣傳活動,運用國際力量來揭發和制止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

1942年下半年起,爲緩和、改善與國民黨的關系,毛澤東曾一度准備與蔣介石會晤,力圖“將國共根本關系加以改善”。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毛澤東認識到國際與國內兩條統一戰線是緊密咬合的。

對此,毛澤東指出:“國內關系總是隨國際關系爲轉移,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于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于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蘇關系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

自蘇德戰起,英、美、蘇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即沒有大的沖突。”

與之類似,1943年下半年,隨著同盟國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的接續召開,有效整合同盟國力量開展反攻成爲各方公認的重要問題,因此,美蘇一致認爲有必要保證中國國共兩黨的團結。

于是,一邊是開羅會議中羅斯福要求蔣介石“必須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期與延安方面握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

另一邊,季米特洛夫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件中也強調:“削弱同中國的外國占領者的鬥爭偏離正在出現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傾向,在政治上都是錯誤的。”

因此,在美苏的共同影响下,国共两党于 1944年恢复了和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

對于此次和談恢複的原因,毛澤東在與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指出:“我們力求實現密切的國共合作是和主要的盟國英美蘇的政策相符的;是和大西洋憲章、莫斯科、開羅及德黑蘭決議的政策相符的;是和盟國爲了在國際範圍內建立民主和平的關系而對中國的期望和要求相符的。”

同盟國高層會議後,英美蘇之間的合作關系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而這一有利的國際形勢正是促成國共恢複和談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間存在著一種聯動關系,而這也爲毛澤東科學統籌、運用兩條統一戰線從而服務于抗戰全局提供了重要條件和基礎。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澤東關于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巧妙地将一些看似对立的关系有机统一了起来,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開展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具體實踐中,以上諸多策略思想往往是以“組合拳”的方式運用的,只不過根據當時國內外的不同情況某個策略思想在特定時期體現得較爲明顯罷了。

(作者:唐正芒,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李國亮,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