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先賢趙樸初的政治貢獻
  • 發布時間:20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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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樸初13歲時離開安徽太湖老家,到上海求學,就讀于東吳大學附中,後考入東吳大學。他與中國共産黨的因緣是從同學梅達君開始的。梅達君,安徽宣城人,在學校讀書期間,就與中國共産黨有所接觸,他經常向趙樸初講中國共産黨的故事,還給趙樸初看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抗戰開始後,趙樸初在上海從事援助難民的工作,焦明、朱啓銮、周克等一批共産黨人,進入難民營協助趙樸初。共産黨人救國救民的進步立場,鐵肩擔道義的堅貞骨氣,令趙樸初非常敬重。對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更是心久仰之。

初識周恩來

1946年6月,中國共産黨上海工委在上海馬思南路設立周公館。周恩來與國民黨談判,于7月從南京來到上海,下榻周公館。也就是在此時,趙樸初見到了十分仰慕的周恩來,對其非凡的舉止、才智和精神由衷敬佩。

早在1946年4月,王若飛、葉挺等人乘坐的飛機失事,上海地下黨和進步人士原定在中國科學社舉行的悼念活動,被國民黨當局取消。趙樸初靈機一動,假借佛教會名義在玉佛寺以超度亡靈的形式舉行,由馬敘倫主祭,黃炎培、陶行知等致悼詞。7月,李公樸、聞一多被特務暗殺,趙樸初再度以佛教會名義在靜安寺組織舉行公祭活動,周恩來、鄧穎超等千余人參加,並對這個溫文爾雅、被人稱作“趙樸老”的趙樸初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8年,趙樸初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在潘漢年等的直接領導下,接收美國經濟合作總署援華物資,將許廣平等民主人士送往香港,爲解放區購買大量的物品,收容上海難民,爲上海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應邀參加新政協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籌備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過去與舊傳統、舊文化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中國宗教,在新的社會如何處世立足?

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人員名單中,宗教界作爲一個單位參加,其中趙樸初作爲佛教界代表參加,這也讓趙樸初更加感到身上所承擔的佛教改革的重任。1949年9月,趙樸初從上海到北京參加開國大典,住在六國飯店。趙樸初作爲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從年輕時開始茹素,這次進京開會,擔心飲食不便,還與夫人陳邦織說到准備吃“肉邊菜”。這天,趙樸初進入餐廳吃飯,當他在簽到簿上簽名時,工作人員說:“您就是趙樸初,這邊有素席。”原來,細心的周恩來專門打過招呼,爲趙樸初安排了素席。這樣一件極小的事情,讓趙樸初對周恩來敬佩不已。

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宗教界代表討論了《共同綱領》等三個文件。在《共同綱領》裏,確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趙樸初表示非常滿意並堅決擁護執行。1950年5月5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召開第二次座談會,趙樸初參加了會議。組長陳其瑗傳達了周恩來對于宗教問題的指示:“我們的政策,是要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政府與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教應在教言教。”

新中國成立初期,趙樸初在上海任華東局民政部副部長,開展赈濟水災活動,經手的錢財無數。在三反運動中,趙樸初被列爲重點核查對象,但結果證明他兩袖清風,沒有一筆糊塗賬。周恩來一直關注趙樸初的情況,當他知道此事後,稱贊說:“趙樸初真是國家的寶貝呀!”他打算把趙樸初調到北京做民政工作,但趙樸初認爲,自己在宗教工作中更能發揮特長,這也得到了周恩來的贊許。

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

1952年11月4日至5日,趙樸初等20位全國佛教界著名人士發起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佛教協會發起書》。決定由趙樸初、柳霞·土登塔巴、丹巴日傑、巨贊、周叔迦、李一平、郭朋等人組成中國佛教協會籌備組,趙樸初擔任籌備處主任。

《中國佛教協會章程》是由趙樸初主持起草的,章程草案中沒有規定會員制。趙樸初將《中國佛教協會章程》草案呈報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審閱,又經李維漢部長呈報毛主席批示同意,趙樸初在《關于中國佛教協會發起經過和籌備工作的報告》中闡明了中國佛教協會不設會員制的原因,他指出:“中國佛教協會所聯系的既是全國各地佛教徒,它在佛教四衆中所起的作用應當是全面的、普遍的,而不應當對佛教四衆在名義上、權利上或義務上加以區別。因此章程草案中沒有會員制的規定。”從那時起,中國佛教協會不設會員制一直沿襲至今,各級佛教協會曆來也不發會員證。

經過半年的籌備,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在北京舉行。來自西北、西南、東北、華東、中南、內蒙以及西藏和雲南邊境地區,包括漢、藏、蒙、滿、苗、維吾爾等多個民族的活佛、喇嘛、法師、居士代表120人出席了會議。會議由趙樸初作《中國佛教協會發起經過和籌備工作的報告》,通過了《中國佛教協會章程》和有關決議。從此,中國佛教協會作爲全國各地區、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徒的聯合組織誕生了。

參與新中國首部《憲法》修訂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第20次會議,決定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不久,又成立憲法起草小組,由毛澤東挂帥,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爲組成人員。

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率領憲法起草小組的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踏上了南下去杭州的列車。途中,毛澤東就對隨行人員提出明確要求:“治國,須有一部大法。我們這次去杭州,就是爲了能集中精力做好這件立國安邦的大事。”

1953年12月27日,毛澤東率領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及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等人乘專列抵達杭州。這些小組成員中,就有趙樸初在內。

趙樸初作爲“憲法草案討論新編直屬小組”第三組(無黨派民主人士、宗教、少數民族)組長,直接參與憲法的討論、修訂。其中第三條第三款“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條,趙樸初刪除“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幾字。他認爲:改革“宗教”可以,改革“信仰”則不妥,並且第八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已有規定。後經毛澤東與其他小組成員商議,同意趙樸初把“和宗教信仰自由”刪掉,改爲“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從1954年3月23日至6月11日,在經過曆時81天的討論和修改後,憲法草案提交全國人民公開討論的條件已經成熟。

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和《關于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決議》。

1954年6月1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趙樸初在喜悅中創作的《我參加了憲法草案初稿的討論》長詩:

我參加了憲草初稿的討論,

這一組都是宗教界的人,

有耶稣的信徒,有釋迦的弟子,

各自懷抱著信仰的虔誠。

七十歲的老牧師悲欣交集,

平生看夠了多少假把戲,

真正人民的憲法終于見到,

真是“朝聞道,夕死可矣”。

其次發言的是一位比丘,

從前是什麽權利也輪不到頭,

參加憲草討論,如今出家人也能夠,

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信仰自由。

大家認識到自己的責任,

討論時十分嚴肅而認真,

一字一句都會引起辯論,

連一個標點也要研究分明。

愈是研究,愈看到它的真實,

沒有一句話不切合實際,

鬥爭的經驗,人民的意志,

在這裏凝成了簡明的文字。

愈是研究,愈看到它的關懷,

照顧到老人,護持著後代,

保證了人民更幸福的將來,

體現了人類最深摯的愛。